吴汝纶

年少好学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吴汝纶出身于安徽枞阳县会宫镇老桥村吴牛庄一个私塾先生之家。幼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得一鸡蛋不肯吃，至集市换成松脂，供夜读时照明。他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笃好文学，对同乡先辈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

同治二年（1863年）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同治三年（1864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后入京会试，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

登入仕途

同治十年（1871年）至十二年曾任深州知州。

光绪七年（1881年）任冀州知州。

吴汝纶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十多年，在深州任上，他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3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深州任内因父母丧事返回原籍。期满后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学。因此，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他在为政期间，还注意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在冀州，经常邀请当地贤达，讨论地方治理，不仅使滏阳河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的良田，还便利了商旅交通，受到人们的称赞。

兴办学堂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冀州知州，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严复修改《天演论》时，即约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立刻应承，于次年正月成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吴汝纶坚辞不就，未获批准，于是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这年五月，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因留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归国。当他到达马关时，当地人士集会欢迎他，请他题字留作纪念。他援笔大书：“伤心之地”。汝纶十分关注桑梓教育，寓居省城安庆时，借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他表示：“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他为学堂亲自撰写了楹联和匾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为“勉成国器”。学堂于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桐城中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汝纶在家病逝。民国四年（1915年），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