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

[清代]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省丰顺县人。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1823年出生于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今丰顺县城)。其高曾祖父为逃避战乱,由长乐县(今五华县)迁徙到丰顺汤坑乡(时汤坑属潮州府揭阳县,丰顺县城位于丰良)居住并繁衍成当地望族。丁日昌旧居位于揭阳市榕城元鼎路中段,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传统的“百鸟朝凰”格局,是光绪初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所建。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20岁的丁日昌中秀才,次年补廪生。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丁日昌入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

1854年7月(咸丰四年),海阳县(即今潮州)三合会吴忠恕等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身份治乡团,率汤坑乡勇三百名援救,驻扎韩山师院。9月18日清晨,丁日昌率乡勇从笔架山渡凌角池,击溃吴忠恕驻东津部,生擒百余人,遂解府城东路之困”(《丰顺县志》)。同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攻嘉应州(今梅州),丁日昌为李璋煜献计,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起义军。事后论功授琼州学训导,三年后迁任江西万安知县。

1860年(咸丰十年),丁日昌在江西万安当知县四个月后,其突出的政绩和卓越的才能不但受到广大绅民的赞扬,而且受到上司甚至朝廷的赏识,被调回广东办理洋务。当地绅民挽留不住,启程之日,“父老子弟设席作饯,奉香拥送者数万人。”

1861年(咸丰十一年)调任卢陵知县,正赶上太平军进攻卢陵,县城失守,被清廷革职。当时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安徽作战,丁日昌转投其幕中,为其襄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前往广东督办厘金。丁日昌在抵达广州后,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设计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这些武器受到广东清军的欢迎,丁日昌因此声名远播。

1863年(同治二年),他在广州郊区燕塘设炮局,仿制西洋大炮和炮弹,后被李鸿章调赴上海,创设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种开花炮弹,同时也铸造少量短炸炮,供淮军攻击太平军之用,在进攻常州作战中发挥了相当的威力。由于他铸造的大炮在镇压各地的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升补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在这个过程中,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真正构成对清朝威胁的是外国侵略者。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他上书李鸿章,指出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时恫吓挟制,令人忧愤难忍,必须积极自强以图御侮。他认为外国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洋人恃此以挟制中国,我们也可以取其所长以对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匀衡。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他在上海与洋人频繁接触,已对西人的机器工厂有所了解。王韬所著《火器说略》,更使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恰在这时,容阂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

从手工生产进而追求机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革。这个观念变革对中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丁日昌以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为基础,在上海积极设法,主持收买了美国人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合并原来的炸炮局,后又接纳容阂从美国购回的机器。

1865年(同治四年)9月,丁日昌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长期操劳过度,他的身体早就极度虚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湾又因瘴气浸染,旧病复发。

1865年(同治四年)10月,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他深入各盐场,向绅士、场丁、灶户了解情况,完成了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制订了《淮盐章程》、《两淮甄别章程》、《淮北总略》等章程和规划,实行改革,兴利除弊。

1868年(同治七年)1月,丁日昌升江苏巡抚,仍驻节苏州。1868年(同治七年)4月他雇用9艘轮船把3万石大米运到天津,为创设轮船公司作准备。但已试航的轮船漕运,却因顽固大臣的反对被迫停止。

1870年(同治九年)7月,江苏省乡试在南京举行,他特意派出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操江”、“恬吉”两艘轮船免费接送应试士子,藉以宣传轮船的优越性。丁在治苏任内,澄清吏治,整顿地方,全省清理积案27万宗,得到士民的好感,却招来守旧派的怨恨。太常寺少卿王家璧3次上疏,对丁肆意漫骂攻击。顽固派群起附和。后因母黄氏病逝,丁日昌回粤,在揭阳旧居守制3年。并集资购“平安”号轮船,往来上海、汕头之间作商业营运。

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助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6年(光绪二年)初,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釆厂当教习。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35名赴欧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 [8]  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随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1877年(光绪三年)8月,他因病离职回籍休养。此后,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枢廷要职。

1879年(光绪五年)下谕赏给他总督衔,令他专驻南洋,节制南洋沿海水师官兵,悉心办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虽然身在林泉,但他对国家的防务仍时时予以关注

1879年(光绪五年)6月,他上奏清廷,对海防等问题提出16条建议。由于琉球的废灭,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394页)他大声疾呼朝野内外一定要齐心协力,急谋自强,否则将国无宁日。他还认识到“民心为海防根本”,只有老百姓的生计有着落,元气得到恢复,才能众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统治者们能够切实关心百姓的痛苦,从根本上使中国强大起来。

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获悉法人对越南之经营日趋积极,他便给总理衙门王大臣写信,提醒他们予以关注。他说,越南为法人蚕食,萎靡不振,若听其自然,必成为第二个琉球。他建议清廷密派广西巡抚或提督,与越南密商自强办法。他自己还曾组织人员翻译法人所绘著的中越边境地图和说明,以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