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

以文化为纽带走出国家

黎庶昌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在时代风云的推动下，不仅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而且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成为近代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员。就清代的外交官当中自郭嵩焘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如曾纪泽、李凤苞、薛福成、黄遵宪等。黎庶昌似乎没有被划归什么派，他的兴趣也确乎不在政治、经济方面。访书、编书、著书、刻书都是文人学者“当行”的事情。正是这不经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独特外交风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了解驻在国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再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与驻在国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风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并且成熟的过程。未出国前，黎庶昌受社会舆论和儒家“夷夏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各国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过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国政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不仅使他大开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视之为“夷狄”的成见。对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进而产生向往倾慕之情。这一时期，黎庶昌以其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风格。即编撰了《西洋杂志》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雏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时，黎庶昌与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汉学的朝野文士对黎庶昌的学问、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与黎庶昌结识为荣。纷纷将诗文集请黎庶昌审正，赐序。黎庶昌对日本文士热情接待，坦诚倾谈。与不少人结成了莫逆之交。并从中获取了一些可贵的外交事务情报。这一时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

外交风格的缔造者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这一外交风格的缔造者，黎庶昌来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充当外交使节。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去游历西欧各国以及日本。在游历过程中，他以一个文人独有的眼光侧重于驻在国的国政民俗、社会生活、交通途径、风土人情。黎庶昌之所以考察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于一个文人外交家来说，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对于本国以及他国文化的掌控能力。这样，就更应该在对待外交事务中掌握驻在国的文化，以期达到相互认同，圆满地完成外交事务。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正是这样一种文人气质，铸就了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黎庶昌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40年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了解天下大事，使自己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这个大势就包括世界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后者，在内，掌握这一大势可以试图使用各种方法。黎庶昌在这种时代的召唤之下，走出国门，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就黎庶昌个人来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力主“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具备厚重的儒家文化的积累。同时，眼光开阔，极富远见。他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文名得到驻在国的钦佩；以其高尚的品格获得了驻在国的友情和敬爱。为其创立文化外交风格提供了主观条件。

第三，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欧洲初见端倪，而在日本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其根源在于西欧文化是与中华文化相互抵制的。对于一种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欧文化，黎庶昌只能从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华，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欧文化，继而了解西欧文化。在其《西洋杂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西欧各国的文化以及风俗，但未与上层建立亲密关系，而在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开花结果。日本自汉唐以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加之，当时的日本学术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尚存，这一切都成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