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

中国文人命运一直逃脱不了一个怪圈：进而仕，退而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督使许多文人自小立下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待到皓首穷经，有时机进入到权力阶层，却往往因不善计谋权变，而饱受压抑，遭受排挤，无法适应官场的尔虞我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老庄的无为思想聊以自慰，隐逸山林，寻求精神的释放与心灵的自由。如此命数，周而复始。

深受汉学熏染的崔致远，宦途屡遭失意后，最终也不得不选择了隐逸。从最初的被动，到最后的主动，崔致远完成了从政治上的积极奋取，到自我人格的沉淀的转变，他终于从烦嚣中解脱，而重归心灵的宁静。

公元899年，不惑之年的崔致远辞官归隐。从此摆脱政务，尘嚣尽洗。“狂奔叠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尽笼山”。归隐后，崔致远倘佯山水，游历江海，结交高僧，谈佛论道，吟诗作赋，悠哉游哉，不亦乐乎。以伽耶山海印寺为主要修身之地，足迹遍布各郡山川湖海。他精通儒学、道学、佛学，择其所需，三教调和，并以此写了大量著作，阐述生发，对后世影响极大。 《东史篆要》记载崔致远的云游：“平生足迹所及之处，至今樵人牧竖皆指之曰，崔公所游之地，至于闾阎细人,乡曲愚妇，皆知诵公之姓名，慕公之文章。”正所谓，王朝短暂，而文化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