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鼎孳

[清代]

龚鼎孳生于1615年,殆于1673年。字孝升,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故号芝麓,谥端毅。安徽合肥人。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龚鼎孳在兵科任职,前后弹劾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明代谏官多好发议论,擅于弹劾别人。龚鼎孳在明亡后,可以用“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形容。气节沦丧,至于极点。风流放荡,不拘男女。在父亲去世奔丧之时尤放浪形骸,夜夜狂欢。死后百年,被满清划为贰臣之列。著有《定山堂文集》、《定山堂诗集》和《诗余》,后人另辑有《龚端毅公奏疏》、《龚端毅公手札》、《龚端毅公集》等。

龚鼎孳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往往数千言的文章,能够一挥而就。且词藻缤纷,都不点窜。他的文风多受杜甫的影响,为文作诗,情感深厚,常常有悲凉感慨的作品,所以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文学成就不如吴伟业钱谦益二人。

《定山堂集》包括《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诗集》卷一、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卷四为七言古诗。卷五至卷十五为五言律诗,卷十六至卷三十二为七言律诗。卷三十三为五言排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为七言排律。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为七言绝句,各卷均按年代为序编排。《诗集》前有吴兴祚、周亮工、吴伟业、尤侗、钱谦益等人的序。《诗余》四卷,编年排次,前有丁澎作序。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历几朝更替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吴伟业序称其诗:“有感时佗傺之响而不孜于和平,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艳。”龚鼎孳写诗多是凭借才气,遣词缛丽,用典富赡,可是往往剪裁不够,再加上他的诗多为宴饮酬酢之作,往往显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

不过,在他身经变乱有了切实生活感受后,也写了出了一些内容深厚,笔力矫健的佳作。如七古《多陵篇用李空同汉京韵篇》、《寿白母长歌一百二十句》、《挽船行》。律诗《过城东戚贵诸里第》、《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计纪事和韵》、《丘曙戒侍讲谪琼州》。绝句《上巳将过金陵》、《灯屏词次牧斋先生韵》等,无论感慨兴亡,叙述友情,还是反映民生疾苦,均写得情意深挚,气韵不凡。龚鼎孳虽然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而因此被世人视之为丧失名节的人,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对故国的追思和对往事无限怀念的情感。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他同许多明朝遗士故人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碑传集补》记载:“时鼎革方新、新朝耆旧多混迹于酒人画师,以寄其宅傺幽忧之感”而龚鼎孳则“开东阁以招之,分余明以照之”照顾蔽护这些人。

在他被迁为刑部尚书后,曾为傅山阎尔梅、陶汝鼎等明朝遗士开脱罪责,使他们免遭迫害。在清朝为筹集连年穷兵黩武所需的浩大军费兵饷而横征暴敛,赋税沉重的情况下,多次上书,为江南请命。还曾因为“司法章奏,事涉满汉,意为轻重”,而降八级调用。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龚鼎孳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变节屈膝,另一方面对故国旧朝又不以彻底忘怀。一方面为仕途发达苦心经营,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陈谏而屡遭贬斥。这种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诗文中,因此《定山堂集》处处萦绕着一种伤感的情调。

在《诗集》中,花愁泪痕、寒雪孤鸿、疏灯萧瑟等凄婉的词词充斥诗文间,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于是“酒阑歌罢”、“泣然罢酒”、“灯残酒尽掷杯裂”之类繁华去尽,无可奈何的情怀一诉再诉。

他在《潭影堂诗序》中无限追忆地记叙了“余方垂髫”时,在“江淮南北晏然无事”之际,与少年伙伴集会于深柳园亭,“酒酣顾视,意气飒然,横绝四海”的意气风发,今昔相照,不由得感慨万千“曾几何时,干戈满眼。向为读书游息之地,概已荡为昆明劫灰,而尘海飘零,岁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将老矣”。于是有象《五十谢客启》这样的作品“谢绝酬应,屏迹空山,借禅诵以消解悲哀,却荤酒而无滋罪业”,表达了渴望超越现实,寻找解脱的心情。

在《定山堂集》里,除了哀叹自己的身世心境外。也有许多反映清初社会生活的作品。如《挽船行》“兵船积甲如山陵,千夫万卒喧催徵。悉索村巷闭空舍,枵腹负舟那即能”。《岁暮行》“荒叶落寡妇泣,山田瘦尽无耕农。男女逃窜迫兵火,十年不见旌旗空”。反映了由于清政府连年征战,抓丁催饷,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因此诗人热切地期待“何时戍罢科赋轻,饥鹄归飞有完宅”的局面早日来临。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敛的强烈要求。

诗集中还有一些寄寓亡国之恨的作品,如《秋日感怀六首》“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乱蝉哀。飞虹桥外清宵日,曾照含元凤辇回”。写出了明朝之后,宫室衰败残破的凄凉景象。“千年云物惊弹指,又过销魂万岁山”对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无限伤感。

该书曾刊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年)。雍正时禁毁钱谦益的文字,因为书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龚鼎孳诗文极力烘染感伤时世,盛衰变幻的悲凉氛围,既有眷念故国之情,又有不满清廷之意,因此被连同全书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龚鼎孳十四世孙龚考绪,收集编辑故乡所存残书抄录成卷,付梓,仍然为《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