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

[宋代]

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