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福临

政治

乾纲独断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后，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八年（1651年）一月二十六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黜追封、撤掉庙享、对他的恩赦也废除。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剪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

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顺治十五年（165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切悼念惋惜，赐白金三百两让他回家安葬。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便宜之权。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满。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下旨全服挽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以示满汉一视之仁。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做法，而大开生路，允许他们改过。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故意为郑成功在东南的抗清活动开脱，把郑成功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官不体会朝廷的深意，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后，赦免其罪并授官，可以驻扎在原地方不必赴京。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并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1658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走投无路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非常高兴，称赞孙可望是识时务的俊杰。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对他的厚待。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怀着傲慢的态度，甚至纠他的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但是福临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澄清吏治

福临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陈述革除积弊的办法。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保奏，不能担任的要立行参劾。为选好知府，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的根源。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设十三衙门专为管理太监干涉一事。如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一经证实立刻惩处。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

废立皇后

早在顺治初年，多尔衮根据清朝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福临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年）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

民族

维护满人

福临对汉人官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李应试案。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国，但福临由于维护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

对联系蒙、藏族的重视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崇信喇嘛教，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福临亲政后派遣官员再次请求，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经济

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军队没有粮食就会叛乱，人民穷困就会偷盗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新旧官员都要分别治罪。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文化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君上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