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福临

出家之谜

顺治帝与和尚结成了很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和尚叫憨璞聪，福临亲自到这和尚住的地方叫做海会寺，促膝长谈，相得甚欢，就是谈得很融洽。福临回到宫里以后，又把和尚召到宫城西侧的西苑，里头有个万善殿，继续论佛谈法，还有一个大和尚叫木陈忞，福临到了那儿，他跟他说，说：“我呀，总感觉我的前世好像就是佛家的人，说我到你这个寺庙之后，觉得这是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回到宫里。”还有一个大的和尚叫溪森。顺治就跟溪森一块谈话，他自称是这和尚的弟子，和尚当然也捧这位，有一次他跟一个和尚说，这个和尚叫木陈忞，说什么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想效法他们可不可以。顺治想学释迦，释迦牟尼，想学达摩要出家。后来他就找了溪森说我要剃度，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还是要剃度。溪森就把他头发给剃了，剃成和尚头了。这不得了，皇太后怎么可以同意呢。这样，就找了溪森的师傅，叫玉林琇，玉林琇就赶到北京，就让徒弟们架起柴禾来，点上火要把他的弟子溪森烧死。顺治一看这个情况不行，我不剃度了，我不出家了，就救了溪森一命。

一天，顺治和玉林琇两个人对面坐着，谈佛论法，两个人都会意地互相笑了，为什么笑了呢？玉林琇看到一个光头的皇帝，顺治看了一个光头的和尚，两个人会心地笑了。爱妃（董鄂妃）死了，保姆死了，出家不成，心情非常郁闷。

人物性格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